转自南方周末2012年9月20(狱中杂记),作者马云龙

有个人物在前几篇中我已经多次提到，现在该正式介绍一下了，那就是“资深犯人”、“投机倒把犯”韩拴紧。

说他“资深”，是因为他在许昌县看守所关押的时间之长，仅次于曾对领袖画像“不敬”的寇学书和“日本特务”加“右派”的田忆秋，那两位都是1966年“文革”开始就进来的，名列状元和榜眼；而韩拴紧是1970年在“一打三反”中进来的，名列探花。到1979年我出狱时，他还在那里，已经住了9年。

有人做过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间（即所谓的“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有过大大小小共计56次政治运动，平均每年两次多。而“一打三反”就是“文革”期间的一次较大的运动，可与“清查五一六”和“清理阶级队伍”并列，均有全国性的影响。

说来令人感叹，为写这篇文章，我曾经问过一些朋友：还记得“一打三反”是什么吗？40岁以下的年轻人困惑地摇摇头，这很正常；但是曾经亲历过这次运动的老年人，包括曾在这次运动中挨过整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能把“一打三反”的内容说完整，这有点令人意外。

上网搜索一下，你就可以查到，所谓“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把“反革命”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以及“铺张浪费”放在一个勺里烩，从逻辑上确实有点混乱，难怪人们很难记住。

其实在一般人的记忆中，这次运动的主题就是“一打”，全国各地在这个运动中打出了多少个“反革命”，其中又杀了多少人，这一直没有个权威的说法。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中说：“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10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但有不少研究者对这些数字持怀疑态度。人们只记得，一些“文革”中重要的思想犯就是在“一打三反”的高潮中被杀害的，例如《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

“一打”之外的“三反”，当时就很少被人提及，事后更没人记忆，没听说当时打出了哪些重要的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和铺张浪费犯。而这个韩拴紧，正好是“三反”对象之一的“投机倒把犯”，颇有点历史文物价值，这个罕见的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1975年4月中旬从长葛县看守所被转押到许昌县看守所后，他是第一个和我同号的“狱友”。从此和我关在一个监号的时间长达三年多。

见面后他自我介绍，是豫西鲁山县的农民。我问他为什么叫“拴紧”这么个怪名字，他说是山里人的风俗，意思是养个男孩不容易，要把命拴得紧紧的，防止夭折。但没想到他却被紧紧地拴到看守所里了——说到这里他自己都笑起来。

当时他已将近五十岁，五短身材，筋肉强健，是典型的山里人。他是个文盲，大字不识一个，但目光闪烁，透着精明。当时他已有五年“狱龄”，对看守所的上上下下十分熟悉，从所长、看守、警卫到在押犯，都能指名道姓，说出个一二三，是狱中的“活字典”。我很快就发现，他在这里受到特殊待遇，经常被提出监号，到狱中伙房去“帮厨”，和伙夫老高、老刘混得很熟。他还有机会每月被押着到街上的粮店去拉粮食，回来就大讲街头见闻，让其他犯人十分羡慕。他消息十分灵通，我对看守所的大部分知识和信息都来自于他。

时间长了，他还告诉我一个秘密：他负有监视我这个“政治犯”的使命。但他说，只要我对得起他，他是不会加害于我的。看着他诡异的笑容，我明白这是个得罪不得的人物。

我这个识字人对他还有用处。除了每个月家属来送日用品时，我替他写写家信之外，他受到审讯后还曾让我帮他写交代材料，由他口授，让我代笔，他说，不读书认字是他最大的缺憾。材料写完，他像阿Q一样在上面画个圈，按上指印。由此我才得以知道了他的“罪状”。

他的罪名是“投机倒把犯”，而当时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对这一罪名的解释是：“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韩拴紧就是犯了这个“天条”——他投机倒卖的是渔网线。

鲁山是伏牛山深处的贫困县，原本没有渔业，因此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从来没有被列入供应渔网线的计划。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这里在沙河上下陆续建起了昭平台水库和白龟山水库，规模不小，因此当地逐渐产生了养殖渔业，有了对编织渔网的原料的需求，但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僵死的计划经济不承认山区县对渔用物资的需求，水库区的生产队和农民偏偏得不到渔网线的计划供应。

韩拴紧这个山里的文盲，却有商业头脑，他居然从中看到了巨大商机。于是他从伏牛山区跑到了沿海渔业区，北到秦皇岛，南到江浙，到处去套购渔网线，然后乘火车背到鲁山的水库区，卖给库区的生产队。据他说，一次用编织袋就能背回来百十斤。这些货十分抢手，出售的价格是收购时的十几倍，平均每趟都能赚几千元，最高的一趟曾赚过上万元。这使他成了那个时代远近闻名的暴发户。要知道，当时“人民公社”的守法社员，凭工分一年也只能分到百十元啊。

从沿海渔区套购计划供应的生产资料，再长途贩运到河南山区，这在当时可是典型的“投机倒把”；再加上他成千上万地赚钱，在那个养鸡卖蛋都属于“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当然是太引人注目了，所以，“一打三反”运动一来，他就成了许昌地区（当时平顶山市还没建立，鲁山还属许昌地区）的“投机倒把”典型。

至于他为什么在押多年，却一直没被判刑，他自己的解释是，恐怕到异地取证太难了。他在沿海渔区套购计划物资，靠的是和当地许多生产队建立了关系，出了事没人认账，鲁山和许昌的公安办案人员审了他好多次，又到沿海跑了好多趟，可总拿不到有效的证据，于是他就在看守所里“沉底”了。

监牢还真是个特殊的大学校，听韩拴紧讲他的发财经，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体制外社会经济暗流，是我这个知识分子闻所未闻的领域。但和这样一个人同住一个监号，在佩服他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冒险精神的同时，又要天天领教他那令人齿寒的奸商诡计和贪婪，对我来说也是个特殊的体验。

我前面讲过他曾用卫生纸向裴和阳换馒头的故事，那并不是他惟一的恶行，只是他在铁窗下施展商业天才的一个例子。当他痛骂裴和阳是“傻X”时，他看到的只是“商机”，吃着用一张张卫生纸换来的馒头，看着那个孩子饿得一天天消瘦，他并没有丝毫的同情、怜悯和内疚，反而露出令人厌恶的得意之色，他的冷血曾让我感到恐怖。

我曾亲见他用两个馒头从一个姓邵的郑州知青那里换到一件崭新的开司米毛衣，过后不久又见他用这件毛衣从一个没有冬衣的犯人手中换回八个馒头。在饥饿的铁窗下，馒头是最有价值的“硬通货”，是狱中的“软黄金”。这位商业天才把馒头的魔力演绎到了极致。

有一次他被叫出去到预审股打扫卫生，回来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烟头——这在狱中可是稀罕物，看守所有严格的规定，禁止犯人吸烟。入狱时要搜身，香烟和火柴、打火机一律没收，家属来送日用品时，也禁止送卷烟和食品。同号的犯人们见到这久违的香烟屁股都兴奋起来了，围成一圈，眼巴巴地看着他。

而韩拴紧却不动声色，默默地把烟头捻碎，再用玻璃片把竹筷子刮成细丝，和烟末混在一起，把报纸撕成条，卷成了五六根一头粗一头细的烟卷。然后，他严肃地向大家宣布：一个馒头换一根烟，谁要？

好一阵子沉默，人们都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还是有人经不住这巨大的诱惑，低声说出：“我要一根。”接着，又有几个人报名了。

这时，有人突然提出了问题：“有烟了，可火呢？”

人们面面相觑，傻眼了。

韩拴紧冷然一笑，胸有成竹地说：“我管烟，当然也管火了。不过，得有一个人到门口放哨，哨兵过来就咳嗽一声。”

接着，在人们的注目之下，他开始取火了……

小时候上学时，我曾经听说过古人能“钻木取火”，可牢房里哪有这样的工具呢？我好奇地看着。

只见韩拴紧从铺在地上的苇席上抽出几根苇篾，又从被子里掏出一团棉花，用棉花包住苇篾，再用从被子上扯下的棉线捆紧，然后放在水泥地上，用鞋底压住，急速地摩擦起来。不一会，一股焦煳的气味蹿起，只见棉条冒出青烟来，这时，他猛地停止了摩擦，抓起棉条从中撕断，同时用嘴向断裂处使劲地吹气——棉条上居然冒出了火焰！

人们围上去，贪婪地吸起烟来……

这天中午，开饭时韩拴紧把五个馒头一把抓起，自顾自地饕餮而食，那几个刚过了烟瘾的人只好用一碗清汤来充饥了。

这时，韩拴紧才说，这种取火的方法是他几年前刚入狱时从老犯人那里学来的。据说，这个秘方在监狱里已经传了几十年了……

韩拴紧不愧是个老江湖，他从别人嘴边夺馒头的手段可多着呢。

1975年夏天，号里进来了个省建公司的建筑工人，姓苏，魁梧高大，身高一米八多。他把从外面找来的情人带回家，和他老婆一起同床共枕，现在的网络语言管这叫做“三P”，当时可没这个词，只叫“流氓犯”。审讯中他没有好好交代罪行，惹恼了办案人员，给他上了“背铐”——用手铐把双手铐在背后，白天黑夜都不放松，吃饭解手都要靠别人帮忙，这可不是个好受的刑罚。

一连几天，姓苏的实在受不了啦，不断讨饶，可看守所就是不给他解除背铐，只说要等办案人员来了才能决定。

这时，韩拴紧悄悄地说话了：白天哨兵不断巡逻，你只有戴着了，但我有办法在晚上睡觉时给你解开，但有个条件：解开一次给我一个馒头，好吗？

姓苏的喜出望外，满口答应。

晚上九点哨子一响，犯人就可以躺倒睡觉了。这时，韩拴紧凑过去，先用被单盖住苏某的身体，然后在被单下开始“作业”了，不到一分钟，竟然把手铐给摘下来了。苏某安稳地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韩拴紧再帮他戴上。

人们都很奇怪，这个老家伙可真神了，居然能不用钥匙就开手铐！

反复追问之下，韩拴紧终于说出了秘密：其实就用一根席子篾。那种手铐是靠两排铜牙咬合的，只能紧不能松，先拿一根席篾插进去，然后紧一扣，同时让席篾夹在上下牙之间，使上下牙不能咬合，接着朝反方向一抽，那排活动的齿牙就顺着席篾滑出来了。

他说，这也是他在狱中向老犯人学到的小技术。

这以后，苏某又戴了半个多月的“背铐”，每天晚上睡觉时都由韩拴紧帮他摘下，清早再戴上，居然一直没有被发现。而韩拴紧的收获是每天多吃一个馒头——还有一个交易的副产品：姓苏的必须把自己流氓犯罪的经过和细节原原本本地讲清楚，韩拴紧和其他犯人听得津津有味……

我在狱中有一条军绿色的毛毯，韩拴紧早就看中了，多次提出要用馒头和我交换，我一直没答应。直到1979年1月，我突然被释放了。在办完出狱手续后，我被允许回监号去收拾自己的东西。韩拴紧看到我要走了，热情地上来帮我整理铺盖、衣物和书籍，同时悄悄地哀求我：“那毛毯给我留下吧。”我想了想，就把毛毯扔到一边了，我看到他心满意足地笑了。

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他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我不知道。后来问法院的人，他们说，平反冤假错案，肯定不包括那个时代的“投机倒把犯”，尽管后来商业大潮涌动，全民经商成风，“投机倒把”和“长途贩运”的罪名没有了，但“现在有现在的法律，那时有那时的政策”，“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啊……

这些年我经常想，此人有点生不逢时，如果晚十年，放到1980年以后，他说不定还真能成为一个商海的弄潮儿呢。假如有人告诉我，韩拴紧如今已经成了个风光八面的千万富翁，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他有这个素质啊……